唐三彩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陶器，以黄、白、绿为基本釉色，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上繁荣兴盛，文化艺术上群芳争艳，唐三彩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彩陶工艺品，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唐三彩的诞生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便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它主要是陶坯上涂上的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色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唐三彩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显出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唐三彩用于随葬，做为明器，因为它的胎质松脆，防水性能差，实用性远不如当时已经出现的青瓷和白瓷。三彩胡人牵骆驼俑(现藏故宫博物院) 唐三彩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在长安的称西窑，在洛阳的则称东窑。唐代盛行厚葬，不仅是大官贵族，百姓也如此，已形成一股风气。

　　唐三彩实际上是唐代彩色釉陶的总称，由于它烧制于唐代，所烧作品用得最多的色彩是黄、绿、白三种颜色，所以得到了唐三彩的名称，实际上，它所用的色彩还包括蓝、赭、紫、黑等。这种彩色釉陶是在汉代低温铅釉陶工艺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实践，对含有有色金属元素的各种原料有了新的认识而制作成功的。之间历经了一个由粗到精的缓慢烧造发展过程，到唐供时，终于烧成了着名的唐三彩陶器。

　　唐三彩一词，不见于古代文献，最早的记载是民国时期。而世人对唐三彩的重视大约在本世纪初，1905-1909年，陇海铁路修筑期间，洛阳北邙山一带因工程而毁损了一批唐代墓葬，发现了为数颇多的唐三彩作品。这批唐三彩被运到了北京市场上，受到了国内外古器物研究者的重视和古玩商的垂青，从此，世人皆知唐三彩之名。建国以来，唐三彩之名长期沿用至今，当然，专业研究者则多以“唐彩色釉陶”之名称呼，从严格意义上说，后者更具科学性，因为从工艺上看，唐三彩是“釉”而算不上“彩”，但唐三彩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有广泛的影响，因而保持这一名称具有普遍意义。唐三彩在唐代的盛行并予以大量制作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7世纪至世纪的唐朝，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空前繁荣，文化艺术昌盛，国宾的强大促使了各方面的发展。陶瓷业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从另一角度看，唐三彩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导致了唐代统治阶级生活走向奢侈和豪华。这种追求奢华、讲究排场的生活方式，集中反映于等级森严的典章制度在殉葬品的使用方面，亦即唐三彩陶器方面。

　　在唐代，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厚葬之风，上自王室成员，下至士大夫阶级乃至平民百姓，都流行以唐三彩陶器陪葬。厚葬之风使唐三彩的烧造数量及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另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大大刺激了唐三彩陶器的生产。对外贸易的发达使唐三彩陶器有了十分广阔的海外市场。至公元9世纪，唐三彩陶器开始向外输出。由于政治经济的发达，致使各国商贾有的远涉重洋、有的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洛阳和扬州等地，把包括唐三彩在内的商品运回自已国家。根据外国考古发掘资料，在不少国家的许多地方已发现了唐三彩的踪迹。较重要的地区如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特、伊拉克巴格达北面的萨马拉和伊朗的内沙布尔等。另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也有大量唐三彩陶器发现，尤其是日本奈良的大安寺遗址，福冈县宗像郡玄海町冲之岛、御坊山古坟和福冈大牢府遗址等发现了唐三彩壶、瓶、罐、枕等不同造型的器物和陶片。一些国家在输入了唐三彩陶器后，仿烧了类似的风格的三彩陶器，如伊朗的“波斯三彩”、朝鲜的“新罗三彩”、日本的“奈良三彩”等。这些国家制作的三彩陶器，在风格上与唐三彩陶器各有不同，但从这些陶器上还是可以看到唐三彩的基本风格。

　　唐三彩从唐初开始制作，其间经历了初创走向成熟时期、高峰时期和衰退时期三个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与通常划分的唐代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初唐、盛唐、晚唐大致相同。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即武德年间至武则天执政以前，是唐三彩在唐代漫长烧造过程中的初创时期。其在量制作的多为单一色釉而不是色彩斑斓的三彩陶器，品种较为单一。这个时期的产品以陕西礼泉县唐太宗时代的名将张士贵墓出土的釉陶器和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釉陶器为代表。但这两墓出土的陶器还不能算是典型的唐三彩陶器，当然，这时期唐三彩肯定已经开始烧造了。第二阶段为武则天上台到唐玄宗统治时期，即公元8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这一阶段包括了开元天宝和整个盛唐时代。随着唐朝国力的强盛，唐三彩陶器也随之进入鼎盛时期。因为经济的发展，厚葬之风随之滋漫，无论皇亲国戚、文武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有唐三彩陪葬。现今所见的唐三彩陶器，大量的都出于这一时期，其烧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代表了唐三彩烧造的最高水平。公元8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安史之乱”的出现导致了唐王朝政权的动摇，政治经济严重衰退，唐三彩的制作也随之进入了衰退期，典章制度和厚葬之风一去不复返。唐三彩的烧造已成了强弓之末，随着唐政权的减亡，唐三彩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洛阳唐三彩”是今人十分熟悉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洛阳是唐三彩的产地，其实，这可能是一个不十分确切的概念，因为洛阳只出土了大量的唐三彩陶器，但至今未找到烧造唐三彩的窑场，倒是离洛阳不远的河南巩县却是唐三彩的故乡。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唐三彩陶器窑场较多的分布于北方地区，主要有河南巩县、陕西铜川耀州、河北内丘和临城。除此之外，还有四川邛崃。其中最有名的要属河南巩县的唐三彩窑场。

　　唐三彩的品种很多，有器物、有立体塑像、有明器、也有生活用具。从现存的各种唐三彩看，它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最完整的手工艺品，几乎没有一种唐代手工艺品的种类可以超过唐三彩的品种。概括起来，唐三彩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人物塑像(包括人首兽身的镇墓兽)

　　人物塑像亦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俑类，唐三彩的俑也有多种，大型作品如文官俑、武士俑、天王俑，还有人首兽身的镇墓俑或镇墓兽。中小型作品如男立俑、女立俑、骑马男俑、骑马女俑、胡俑、戏弄俑等。文官俑、武士俑、天王俑、及镇墓兽通常出土于身份很高的皇亲国戚和官吏墓中，这些作品一般身材很高，有的七八十厘米，有的可达一百多厘米。

　　二、动物塑像(包括飞禽走兽)

　　除各式陶俑外，唐三彩中的动物塑像也是丰富多采的，在各种动物塑像中，马和骆驼最为引人注目。在唐三彩中出现如此之多的马和骆驼，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历史相一致的。集中反映了当时发达的交通运输业。唐三彩中还有其它造型的动物诸如：猪、羊、兔、鸡、鸭等应有尽有。

　　三、生活用具

　　唐三彩中最常见的是那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器具，如盘、三足盘、洗、碗、壶、罐、瓶、尊、钵、枕等。那些生活用具中包括饮食用器、文房用器、化妆用器、储藏器等多种类别，但大多数器物可能作为明器用以陪葬，因为从实物看，绝大多数生活用具是从墓葬中出土的，尤其是一些小件器更是毫无价值，只能是明器。

　　四、模型

　　唐三彩中还有一种模型类制品，作为陪葬品中的一个方面，唐三彩模型的多样化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使那些已死去的人过与生前相同的生活，一些有身份的人墓中通常会被安排置放各种不同的模型，为在历代墓葬中均可见到。

　　唐三彩是局限于唐代制作的三彩陶器，随着唐王朝的减亡，唐三彩也随之消失。唐代以后，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在北方地区流传繁衍，其中包括契丹民族的三彩和北宋三彩，还有金代的金三彩等。但它们的艺术水平与唐三彩相比较为逊色。风格也有较大的区别。

　　唐三彩出土以西安和洛阳为多，扬州次之，其它地区仅见零星报道。各地出土物的胎釉造型特点不同。理清并总结唐三彩的地域性特徽有重要意义，早年出土的三彩借助这种认识可搞清一些“身世”，同样，又为真伪辩识提供了一条线索。

　　出土地点和生产地点之间有些联系，但并不等同。同一墓出土的可来自几个窑，同一窑产品也可以出现于几个地方的墓葬。在古代运输不便的情况下，巨型三彩佣不可能长途跋涉，出土地点和烧制地点回较近 。西安和洛阳三彩的明显区别也证实了这一点。至于每件三彩是什么地方生产的，按目前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水平，还无法给予准确的回答。

　　占出土三彩绝大部分的西安和洛阳唐三彩，有这样一些主要区别：

　　胎质--陕西三彩胎骨较粗松，其中红泥胎延续时间较长，在出土三彩中占一定比例。河南出土的三彩，胎骨较坚致，不见红泥胎。

　　釉彩--陕西三彩的釉色清亮素雅，玻璃质感弱，用淡绿、淡黄、褐色装饰较多。釉彩装饰以各种垂流交融的发为特徽。河南唐三彩釉色严厉浓重，多见集合形点彩花纹和垂带状花纹，流釉控制较好，有些纹饰仿丝、毛织物，施彩不顾及造型，带有明显的装饰性。

　　早期三彩釉层较厚浊灰暗，有较多褐色，盛唐起釉色清亮明艳。蓝彩熟练运用是在八世纪，这时三彩已盛极而衰，因而大型蓝彩器很稀少。

　　唐三彩胎骨早期的烧制温度较高，盛唐时降低胎烧制温度以适合釉的烧制条件，以后三彩日用器皿的烧制温度又较高。